张伯英(1871~1949年),原名启让,字勺圃,号云龙山民、东涯老人,出生于徐州市铜山县三堡乡榆庄村。晚清桐城派学者,是我国近代博古通今的著名学者及徐州彭城书派的杰出代表。 他精通小学,能诗善文,属一代通儒。伯英之父张仁广颇善词章,尤喜书法,手不释卷。 伯英幼承庭训,少负异才,弱冠时诗文、书法已崭露头角。他与其叔张从仁(字云生)年龄相若,幼年时一同就读于萧县李辅中家之私塾,受业于徐葵南先生,与其子徐树铮为同窗好友。 1887年,金坛冯煦(清丙戌探花,翰林院编修)任徐州云龙书院山长。伯英时年17岁,遂为冯煦入室弟子,被誉为后起之秀。 1902年清廷补行“庚子辛丑恩科”考试,张伯英与张从仁赴金陵应试,叔侄同科中举,传为佳话。是年,张氏叔侄为维持家计,开馆授徒。 1911年,张伯英设馆于南京下关铁路局,与徐树铮同寓。1914年,段祺瑞任陆军部长,徐树铮为陆军部次长,遂聘张伯英为秘书。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段祺瑞为北洋政府临时执政,张伯英任副秘书长。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张伯英目睹官场的腐败黑暗,毅然引退,从此不再涉足政坛,开始了鬻字治印的书画篆刻生涯。张伯英定居北京神武门烟袋斜街北官坊口,书斋号为“小来禽馆”。 伯英曾得王羲之《十七帖》,帖中有“来禽”等语,故称小来禽馆。现上海人民出版社刊行的《宋拓王羲之十七帖》即为张伯英所珍藏,卷首有“铜山张氏小来禽馆”钤印。 1937年,日寇侵华,北平沦陷。张伯英隐居于地安汀外北官坊口私寓,闭门读书以明志,借鬻书收入以自养。日本人曾出重金想收购《十七帖》,张伯英视金钱如粪土,坚决拒绝。 张伯英晚年贫病交加,生活清苦犹醉心于金石书画,节操高尚清雅。张伯英与康有为、梁启超、于右任、张学良、林琴南、齐白石、容庚等交往密切,且以精于品鉴金石书画闻名于京津。 张伯英一生酷爱书法,早年从颜体入手,再学魏碑,卓然成家。明清以来徐州书法界人才辈出,形成彭城书派。彭城书派素来以北碑为宗,方劲古拙,蔚为风尚。 张伯英秉承彭城书派传统,又植根汉魏而化以苏、黄,笔力凝重,楷书结构紧敛而不拘谨,字体规整端正而有洒脱之致,用笔方圆兼备,宽博雄放,紧凑严密。深厚功力出之于传统,行之于独创。后又受康有为、包世臣等金石学派的影响,精习《张玄墓志》等北碑,骨格自然,超凡拔群。 其又精于碑帖评鉴,曾仿《四库提要》体例著有《法帖提要》七卷。其中列举了自宋至清刻帖512种,详细分析论及了各家书法流派的优点与不足,为我国书法碑帖学界的权威名著。对弘扬祖国传统文化贡献颇多,为时人所敬重。 清末民初,张伯英与赵声伯并称南北二家,又与傅增湘、华世奎、郑孝胥并称书法四大家。至今,北京前门大栅栏“亿兆棉织百货店”、琉璃厂西大街“观复斋”、东大街“墨缘阁”的牌匾,皆为其所书,依然高悬门前。 张伯英先生一生正直,颇有节行。他不屑于和封建军阀同流合污,抛弃官位,以卖字、卖文为生。北平沦陷后,他隐居不出,并屡次致书当时任徐州伪市长的叔父张从仁莫做伪事。他与康有为、梁启超、罗振玉、郑孝胥等过从甚密,但却力主共和,反对复辟。 此外,他还与于右任先生、张学良将军及齐白石等私交深厚。张伯英尤重奖掖后学,书画界多人都曾受其教益。 张伯英殁后,齐白石曾有诗赞之云:“写作妙如神,前身有宿因。空悲先生去,来者复何人?”足见其书法造诣之深,影响及今。 启功先生以后学者的身份撰文回忆张伯英时写道:“先生仙逝已50余年,追忆教言,尤有理解未足处,其愚钝可惭,而求教未足,仰叩未尽为可深惜也!”可见,得其真髓且归纳、综合、升华其特色者,代不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