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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最初影响甚微，史书上也只有零星的记载，多与神仙方术合流。到了魏晋时期，浮屠之术才逐渐兴盛。后赵王石勒灭亡西晋，有天竺僧人佛图澄为亲信，号称大和尚，军国规谟颇与闻，所言多验；前秦王苻坚礼遇沙门道安，助其翻译佛经百馀万言；后秦帝姚兴灭后凉，亲迎鸠摩罗什入长安，待以师礼，十六国佛教于此趋于极盛。而在江南地区，汉人建立的东晋王朝也受到佛教的影响，权臣司马道子崇尚浮屠，营修佛塔，穷奢极费。宋武帝篡晋后，命使者持毒酒呈于晋恭帝前，帝不肯饮，说：“佛教，自杀者不复得人身。”遂以被褥掩杀之。之后宋文帝又以毒药赐其弟刘义康死，义康也不肯服，说：“佛教不许自杀，愿随宜处分。”复以被掩杀之。由此可见，佛教在当时已深入风俗人心之中了。 《宋书》记载当时的佛教盛况说“自帝王至于民庶，莫不归心”，然而佛教虽然受到贵族的供奉及愚民的信仰，但却在知识阶层中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进而引发了一场关于佛教的论战，这场论战比范缜讲“神灭论”那次还早，问题也主要体现在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之争上。相比于北方的“太武灭佛”来说，南方的这场论战还是比较文明与温和的。
一名僧人率先向佛教发难 魏晋名士，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及至南北朝，玄学变为佛学，遁世成了出世。否定人生的虚无主义观念扩张到百姓中，致使举国信奉佛老，轻生厌世、荒耕废农，为了维护社会生产，官方不得不对佛教进行干预。宋文帝元嘉十二年便下令全国各地有修建寺庙、铸造佛像的，都需要向官府审批，又勒令数百名僧人还俗。 当时有一个和尚叫慧琳，他不守佛法戒律，常吃鱼肉，还写有一篇《均善论》，是南北朝知识阶层中最早抨击佛教的人。 慧琳在《均善论》中把“白学先生”比作中国传统的圣人之学，他经纶百世，关心世俗生活。而有一个“黑学道士”却鄙视他，说白学先生的理论不及西域释氏之学高深，于是二人就展开了辩论，议题不外乎两个： 佛教探究幽冥之途、认空物为一，而儒学更关心人事；前者较后者要高深，但是否越高深的理论就越有价值？ 佛教论及来世，儒学注重今生，究竟哪个更有益于教化人心？ 白学先生认为理论是否高深不是衡量其价值的标准，中国古代就有名家的坚白同异之论和阴阳家的五德终始之说，他们论及天地宇宙、朝菌蟪蛄，深奥是深奥，却无益于人事且缺乏根据，不能以此教人上进，也无法让人增长学识。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庄子也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中国人一向关心现实生活，关心社会风俗，这是我们的文化特色。慧琳说：“是以周、孔敦俗，弗关视听之外，老、庄陶风，谨守性分而已。” 如今从西方传入的佛教，喜欢故作高深之论，自以为玄奥，却无益于人事，它们设有天堂地狱之说、讲述因果报应和轮回，又好谈三界内外，与我们的文化不合。如此看来，其价值反倒不如我们所原有的东西。 白学先生认为佛教无益于人事，对此黑学道士答辩说浮屠有神道设教的功能。因为中国人不谈来世，所以做恶的人便没了顾忌。佛教能够用地狱来恐吓恶人，将天堂奖励给善者，具有优越的劝化作用。 对此，白学先生认为道德应源自自律而非他律，以其用天堂来诱人向善，不如使其内心信服道义而走正路；以其用地狱来吓人杜恶，不如让其知晓道理而正心。宗教的他律不过是用利害关心来导引人心而已，并不能使人的道德境界提升半分。 因此，问题在于中国文化关心人事，而从印度传来的佛教却论及幽冥，前者亲切、后者高远。儒学直面人生问题，而浮屠却要迂回到幽冥和来生去，然后再回到人事中现身说法，因此慧琳主张把佛教没有根据而又神秘高深的那部分理论废除掉，他说：“幽冥之理，固不极于人事矣。周、孔疑而不辨，释迦辨而不实，将宜废其显晦之迹，存其所要之主。” 天地鬼神、因果报应本来就是未知的东西，我们应疑而不论，以便把更多精力放到人事中去。不要静坐一堂，张口高深、闭口玄远，尽说无凭无据的空话，除了自欺，还会欺人。
僧慧琳批判佛教的神秘部分，欲使其适应中国传统文化佛教徒对慧琳进行围剿 在僧人慧琳看来，佛教跟儒学都有论述人事的方面，二者本是“殊途而同归”的。只是佛教采用了宗教的形式，有偶像崇拜、又设有天堂地狱幽冥与来生之说，使其脱离世俗，太过荒诞，所以受到读书人的抵制。因此主张废除“礼拜以求免罪”等宗教仪式，把佛学由偏向仪式信仰的宗教变为偏向内心性理的哲学，这等于说要把浮屠去宗教化。慧琳的理论迎合了宋文帝抑佛的政策，《宋书》说“太祖见论赏之”。 与官方态度不同，《均善论》出自僧人之手，却公然反对佛教，因而在民间有许多僧人对慧琳进行口诛笔伐，威胁要对他施加“波罗夷”（断头的刑罚）。天文学家何承天听说此事后，给友人宗炳写了一封信，流露出支持慧琳的倾向，说现在就连和尚都敢批评佛教了，我们这些饱读圣人书的“白徒”怎么能不出来发表观点呢。于是请求宗炳谈谈自己的看法——“试寻二家，谁为长者”。 谁知道宗炳却是一个“黑徒”，他在回信中对《均善论》进行了批判。说慧琳怀疑鬼神的存在是不对的，因为“众圣、庄老，何故皆云有神？若有神明，复何以断其不实？”既然古代那么多的博学之士都承认有鬼神存在，那么它必然有据；既然有鬼神，为何慧琳独攻击佛教的有神论呢？就像佛说的那样，人们生活在“常人之域”，没有超出自己的眼界之外，才理解不了冥冥之中的事。慧琳的观点都是世俗之论，没有从自性的角度去看问题，才来否定佛教的本无之说，佛教之深奥不是他这种俗人所能理解的。既然慧琳不懂佛法，也就“理固天隔，当何睹其事之符乎？” 此外，慧琳主张“废显晦之迹，存其所要之旨”，想把佛教的来生报应之说去除掉。这是出于对佛教本旨的误解，佛教的目的是使世俗之人修利迁善，以顺遂其性。有来生报应在，更能劝导人纯粹向善，如果人活一生，身死神灭，那谁还要去修什么善呢？ 从逻辑上看，宗炳的反驳漏洞不少。例如他主张有神论，却不去从事实中找依据，而是说古代的众圣、庄老都承认有神，所以必然有神。就好比说有神论历史悠久，许多智者都承认它，所以它就是对的。对于这种逻辑，鲁迅批评得好——“从来如此，便对么?” 我们从“从来如此”和“众圣老庄”中都推论不出“对”来，因为真理并不取决于年代的长短和人数的多寡。 其次，慧琳批评佛教，宗炳便说他是不懂佛教才批评佛教，这是把自己的姿态拔得过高了。慧琳怀疑佛是否存在，因为他从没亲眼目睹过真佛，也没听说有多少人看到过佛显灵。而宗炳则说慧琳因为不是真心信佛，所以才看不到佛。这样，“信”便成为了“看到”的前提，只有信佛才能看到佛，信仰走在了事实的前面。慧琳要求佛教徒拿出佛存在的证明来，佛教徒却遁词说你不信佛才认为佛不存在，所以你还是加入我们吧，你只要信仰了，佛也就存在了——信仰居然成了佛存在的依据！ 关于报应的辩护依然是从实用的角度来说，也没提供什么有力的证据。
何承天支持慧琳，诘难佛教 正因宗炳的逻辑毛病存在，所以何承天在答信中选择捍卫慧琳的观点。他针锋相对的诘难宗炳——既然他认为众圣庄老都说有鬼神，所以必然有鬼神存在；那么按照同样的逻辑，如果众生庄老都没说过天堂地狱和轮回的话，也必然没有轮回了？此所谓“若有来生报应，周、孔宁当缄默而无片言耶？” 针对形神永驻，“神不灭”的观点，何承天又反驳说：“形神相资，古人譬以薪火，薪弊火微，薪尽火灭，虽有其妙，岂能独传？” 他先于范缜提出了“神灭论”的思想，强调形体与精神是同一的，精神不能脱离形体而独立存在。 对于佛教徒主张不信教才看不到真佛、目睹不了灵验的说法，何承天也从逻辑上反驳。宗炳站在自诩的高处贬低慧琳，说他不能超出“常人之域”，理解不了深奥的东西，因愚昧无知，邪见太多，不懂佛法，所以才看不到真佛。何承天便讽刺地说：“若果应验若斯，何为不见其灵变，以晓邪之徒？岂独不爱数十百万之说，而吝俄顷神光？” 既然佛真的存在，又说众生平等，那么佛为什么独独鄙视异教徒，就因他们邪见过多而不肯对其显灵呢？佛为什么吝啬这点神光，不肯显灵给异教徒看以便堵住他们的嘴巴，反而让他们去毁谤呢？ 至于因果报应，更是无解了。从禽兽来说，弱肉强食是基本规律，“杀生者无恶报，为福者无善应”，那些吃素的动物不总是被食肉的猛兽宰杀么？而那些满嘴大鱼大肉的富人不也生活滋润吗？因此，何承天认为所谓的因果报应并无实据，这是神道设教而已：“余谓佛经但是假设权教，劝人为善耳，无关实叙。” 何承天的态度是“外国之事，或非中华所务”，认为佛教有“迂怪”之病。 最终宗炳与何承天谁都没有说服谁，双方依然各分黑徒和白徒。这是南北朝最早的一轮佛教论战，它始于慧琳的《均善论》，受到僧人的围剿，后被宋文帝救护；进而引发了何承天与宗炳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之后，何承天又写作了《达性论》，对佛教进行系统的批判，颜延之读后立即著文批驳何承天，进而在神灭、地狱、轮回、报应等问题上展开辩论，又有许多文士的卷入，使何承天成为南北朝第一场佛教大论战的中心。 这些论战的文章全部收录在佛教的卫道书《弘明集》里，论战的核心就在于佛教是否能适应中国本土文化？是否应做出适当改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