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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书话】 作者：项念东，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在一个远离经学的时代，曾经被奉为经典的“五经”，逐渐褪去了神圣光环，回归其历史、哲学或文学典籍的学术身份，加之现代学科分治，我们已然习惯将《诗经》看作先民歌谣，视《尚书》《春秋》为古史孑遗。
《魏晋经学与诗学》刘运好 著 中华书局 然而，一旦还原历史，不免会发现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经”以及由传述“经”而形成的“经学”，对汉代以后的学术、文化具有巨大的历史穿透力——文学自然也不例外。刘勰《文心雕龙》提出的“原道”“宗经”之说，正是经典的理论概括。所以，读到刘运好教授三大卷新著《魏晋经学与诗学》时，一个尘封许久的学术论题突然又灵性鲜活地呈现在眼前，那就是——回归经学的视野来审视诗学。 一 回归经学的视野，首先必须承认经学而非其他乃是中国两汉以后学术史的主干。 讲论学术史的人常有一个话头，即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加上清代考证学，构成一部中国学术史的基本框架。“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俨然成为学术史发展的一个规律。但是，如果顺着中国学术的“原有脉络”来看，两汉以下，不论儒学以何种面目呈现，道家道教的思想如何发展，佛教禅宗又以怎样的进程影响到中国思想，经与经学，始终还是贯穿中国学术发展史的主体形态。只不过，玄风煽炽、佛法昌明，抑或天理人心之辨、名物训诂与大义微言之争，作为曾经某一个历史时期的“学术新潮”，或多或少会遮蔽经学本应有的地位。 1902年3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半月刊）上开始陆续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其中就提到，三国、六朝为道家言猖披时代，乃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最衰落之时代。稍后，以经学名家而讲学湘垣的皮锡瑞也在《经学历史》中把魏晋六朝视为“经学中衰时代”。尽管后来的学者未必都这么认为，或指出“旧”“新”交替之际的复杂（如汤用彤《魏晋思想的发展》），或如宗白华所说，“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而“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但魏晋时期的儒学尤其是经学化儒学，确实被低估了在思想史上的发展地位。所以，《魏晋经学与诗学研究》开篇即指出：“本书开宗明义：魏晋并非‘经学中衰时代’，而是经学发展的第二个繁荣期。”（《弁言》）作为直接的证明，就是全书上编以30多万字篇幅钩沉史料而还原出的一部魏晋经学发展史。为了辨析这一积非成是的学术公案，作者的魏晋经学研究，既有宏观上的整体考索，发掘各个历史时段经学成就、发展、特点及其生成动因；又有微观上的个案剖析，通过详细论证产生于魏晋时期几部典型的经学著作，为宏观考索提供范例上的支撑；而且还不吝篇幅，钩沉考索，专列“魏晋经学著作一览表”，将可考的656种魏晋经学著作一目了然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在“魏晋经学的整体考索”中，作者曾不无自负结论道：“魏晋经学‘中衰’说的终结。”我相信，作者的结论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二 然而，重写魏晋经学史并非作者的最终目的，其更大的问题视域乃在于阐明魏晋诗学的产生与发展，不仅建基于以经学为体、玄佛为翼的“一体两翼”的学术思想架构之上，而且这一时期的诗学与经学、玄学、佛学存在着一种复杂的或共生或依附的关系。这既是魏晋思想学术的客观存在，也构成《魏晋经学与诗学》“下编”鲜明的问题意识。因此，回归经学的视野且立足于“一体两翼”的思想构架审视诗学，肯定诗学的思想关切，也就意味着要突破单纯地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的视角，抉发中国诗学传统的思维模式。 在作者看来，“经学之于诗学是一种生生之源的关系”，“‘经学化诗学’是中国诗学理论的基本属性”。缘此，作者一方面以王弼《周易注》、杜预《左传》学等经注个案为中心，擘析经学中的“诗性智慧”；另一方面紧扣曹丕的本末文质之思、阮籍乐论中的“以和为美”、陆机“缘情绮靡”说的历史文化生成、《抱朴子》文学思想的内在复杂性等一系列魏晋文学思想的典型论题，确立其基本学术判断：魏晋经学更多是“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思想价值体系，渗透、影响到诗学之中”。也就是说，相对前代，魏晋诗学固然有了更多的审美意识的自觉，但功能论性质的儒家诗论仍然作为一种学术底色盘桓于诗学之中。 其实，早在百年之前，冯桂芬即提到，“如后世之言诗，止以为吟咏性情之用，圣人何以与《易》《书》《礼》《乐》《春秋》并列为经？谓可被管弦、荐寝庙，而变风、变雅又何为者？尝体味群经而始知，诗者，民风升降之龟鉴，政治张弛之本原也。”（《校邠庐抗议·复陈诗议》）倘若衡之以现代文学理论教科书的界定，冯氏之说不过是陈旧的传统诗教论的延续。然而，经学视野中的诗学，从来就不仅是审美的，更担负有社会生活中价值判定的职责。 三 当然，回归经学视野审视诗学，并不回避魏晋玄学、佛学与诗学的内在关联。准确地说，作为一种新的思想资源，魏晋时代的玄学与佛学深深影响到中国诗学的理论形态与美学品格。得意忘象的哲学思辨、越名任心的精神追求、象外之谈的审美转换、文外之旨的诗学生成等等，从王弼、嵇康、郭象、陆云、张湛，到支遁、道安、慧远、僧肇、僧叡，一系列思想史个案的诗学观照，构成全书对魏晋诗学新的思想触发点的分析图谱。 作者的学术视野是宽阔的，更重要的是，他不断提醒读者注意思想学术的“复杂”。这既符合学术史、诗学史的基本生态属性，实际上也给学界的进一步研究预留了宽阔的“空间”。这也不免令人想起库恩在谈及科学范式的革命性变化时所提到的，“新理论的同化需要重建先前的理论，重新评价先前的事实，这是一个内在的革命过程，这个过程很少由单独一个人完成，更不能一夜之间实现。”（《科学革命的结构》）思想的发展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内在的复杂性，尤其是其诸要素的相互纠缠往往更能见出思想史的本来面目。应该说，《魏晋经学与诗学》对魏晋儒学与玄学、佛学等思想资源内在纠缠关系的分析，尤其是所提示的问题视域，无疑是值得思考的，也是极其有趣的。 我常常在想，书对于我们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还是打开思考之门，获得走出思想蒙昧之地的启示？应该都有，而我更喜欢后者，所以读刘运好教授这部三卷本的著作，关注的也正是这一点。 《光明日报》（ 2019年10月09日 16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