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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卞芸璐，系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讲师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礼赞英雄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作为当下覆盖面最广、与群众生活最为贴近文艺形式之一，我国的电视剧创作始终保持着英模叙事的创作脉络。尤其是近年来，随着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与深化，蓄力已久的英模题材领域佳作频现、英才辈出。
从展现科学精英至诚报国的《黄大年》、讲述“愚公”教授技术富民的《太行赤子》、聚焦“将军农民”造福家乡的《初心》，到入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优秀电视剧百日展播活动的《廖俊波》《谷文昌》，新时代的英模剧不仅努力把握艺术与真实的辩证关系，让英模人物的独特性与鲜活度上了一个台阶，也通过对折射人民精神脉动的英雄品格的书写，提振了国人士气。更值得关注的是，在相对传统的传记笔法之外，以《最美的青春》《右玉和她的县委书记们》《共和国血脉》《中国天眼》为代表的一批作品，用兼具历史品格与诗性浪漫的笔法，打开了英模剧的宏观视角。这些作品不再受限于传记体以个人事迹为“生命线”的陈规，用群像结构找到了人物塑造的自由，也勾连起了更广阔的历史时空，让英模剧创作呈现出新气象。 群像塑造与典型人物描写相辅而行 不可否认，受原型故事的约束与限定，并非每一部英模剧都适合采用群像塑造的艺术手法。但在部分英模题材中，不管是采用传记体“金丝串线”，还是用群像笔法细密地铺排，都存在创作选择的空间。比如，以再现塞罕坝精神为创作旨归的《最美的青春》，如果依据英模事迹报告，被当地百姓誉为塞罕坝“一棵松”的机械林场第一任书记王尚海当数核心典型人物。若以他为“金丝”串起第一代塞罕坝人的造林攻坚战，也未尝不可。但《最美的青春》放弃了这种顺其自然的创作思路，把老书记的形象作为“定海神针”置于背景，将舞台中央留给了一组由18位年轻毕业生组成的虚构群像。可喜的是，这种看似更难把控的艺术“窄路”反而为创作打开了局面，让一群“嘴里呵着气，手上长着茧”的青年形象跃然荧屏上。 以群像结构支撑英模叙事，一方面让英模剧“多面一体”地反映时代有了更稳的基座；另一方面，能够进一步拓宽叙事时空，让英模叙事具备诗史潜质。具体来说，英模精神虽然穿越时空，但英雄模范总根植于特定时代。如果时代的“精气神”不准确，英模事迹就难以取信观众。人物是价值观的承载者，人物关系是反映时代思想交锋的最佳场域。群像结构编织不仅扩大了艺术虚构的空间，也让创作者匀出笔墨，在核心英模形象的周边塑造典型人物，时代精神的侧面便也随着这些人物的塑造，得以多面展开。 同时，英模剧如果只聚焦一个核心人物，“一人一地”的前提难免让创作受限。群像结构则可以从共时性与历时性两个维度，为英模叙事打开局面。比如，《右玉和她的县委书记们》一剧中，艺术家们让12任县委书记在剧中接力出场，勾画出了当地领导班子70年不懈造林、改善生态的历程。同时，围绕每一任书记又塑造了一组群像：搭班子的县长、跑在一线的区长、指导技术的林业局局长、引领一方的劳动能手……一纵一横两个群像结构，让右玉精神从一望即知的“种树”二字丰富成了曲折又昂扬的生态事业。当然，群像塑造既需要绵密的人物关系，也离不开一个个兼具性格丰富性、特殊性与坚定性的典型人物。在英模群像中，也总有那么数个核心人物，生活细节最丰富，心路历程最完整。他们是人物结构的定心骨，也是让英模群像闪耀荧屏的关键所在。 让时代赋予英模人物崇高的使命感 在以往的英模剧创作中，真实性与艺术性的关系是创作者与评论者关注的焦点。要让英模人物走进人心，用“陌生化”的手法对事迹进行艺术加工是必经之路。不过，在由生活真实向艺术真实转化的过程中，尺度的把握非常重要。既要典型集中地体现优良品质又要规避英模的神化，既要英模的言行坐卧生活化又不能走向市井庸常。想要把握其中的微妙关系，历史视野的加入便至关重要。如果能在艺术化表现英模真实事迹的同时，注重历史氛围营造，以重大历史事件为坐标，将人物置于时代的环境中，这样处理英模形象更加贴近人心。而时代赋予人物的使命感也规避了英模人物的庸常化走向。 以“石油师”为原型讲述新中国石油工业史的《共和国血脉》便是如此。该剧的主角们是“钢刀连”战士、石油工人、技术员、随军家属等活跃在行业一线的奋斗者，但在叙事上却没有局限于微观的情感叙事，也没有止步于钻井队间的竞赛、技术难关的突破等中观情节，而是将共和国成立以来，从东北到西北的六次石油大会战，全部融入“钢刀连”的奋战轨迹中。不仅如此，同一时期的王进喜英模事迹，也被主创们作为背景融入到情节中，成为激励“钢刀连”排除万难、坚持钻探的参照系。同时，在历史氛围的还原上，该剧也力求细致。从西北戈壁的干旱、沙尘到东北农村的饥饿、严寒，真实的环境复原让历史事件有了落脚之地，也让英模人物的故事更加鲜活可信。 美学品格和价值传递相得益彰 通过英模人物的塑造，英模事迹的艺术化呈现，英模剧创作最终要实现的是对英模精神的弘扬与主流价值观的传递。在如今多元文化并举的时代，观众对英模剧的美学品格与价值诉求提高了。创作者们不仅要入乎其内，探究英模事迹背后的心理逻辑与性格逻辑，还要出乎其外，挖掘英模精神本身所蕴含的时代性、民族性与人类共性。同时，还要找到能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观念输出方式，用英模精神感染人，而非教条化地说服人。如此，英模精神才能找到通向现实的契机，真正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地。 近年的英模剧创作中，不少作品尝试用诗的结构与诗化情节书写英模精神，让纪实性打底的英模剧有了似史如诗的气质。在《右玉和他的县委书记们》中，唐永年接书记的情节，反复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接到了扛着枪的第一任书记梁怀远；第二次接到了背着书袋的第二任书记齐矩明；第三次等到的却是自己的一纸调令。这样一唱三叹的结构，不仅写活了当时纯粹质朴的干部关系，也在唐永年无言的表达中，写出了他一心为民、夙夜为公、扎根地方的弦外之音。《最美的青春》中，则用了大量诗化情节与影像表现了一代青年人的昂扬斗志与浪漫情怀。塞罕坝的荒漠之上，年轻的学生们情绪激昂，手挽手高歌前进；雪地中，女学生穿着红裙起舞，与过去的挫折遗憾告别……镜头之间，新中国成立初期特有的那种青春诗意令人情怀激扬。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英模剧作为弘扬英雄精神，激发人民国家荣誉感与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文艺形式，也要随时代的脉动不断探索前行。群像结构的尝试与诗史品格的追求，为新时代英模剧创作打开了新思路。相信随着艺术家们的呕心创作与动情书写，英模人物一定能成为电视荧屏上耀眼的人文风景线，涤荡人心的英模精神也一定能成为激励社会前行的强大力量。 《光明日报》（ 2019年10月09日 15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