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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刀斩乱麻的王安石变法一度势如破竹，使宋神宗时期朝政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 他这种彪炳史册的大无畏的政治勇气成为一个典范，但这场雷霆万钧的变法运动，却在无意之间开启了北宋党争这样一个潘多拉魔盒，由是几经反复，在第一代大佬王安石、司马光为代表的新旧两党的巨头去世之后，两党之间的政见之争走向了失控的状态，君子风度渐行渐远并最终销声匿迹，继起的宵小之辈以鼠目寸光小人得志的姿态，在事关国运的政治舞台上上演了一曲争权夺利的闹剧，而号称继承王安石新法衣钵的一代奸相蔡京更是挖空心思，以一幕让人瞠目结舌的极具“仪式感”的党人碑的闹剧，加速了北宋灭亡的步伐。
党人碑的树立，北宋党争史上盛开的一朵“奇葩” 北宋党争肇始于王安石变法，在大刀阔斧推进新法实施的过程中，王安石在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下任用吕惠卿、曾布、章惇等人的同时，一批守旧的保守人士如文彦博、司马光、富弼等人则在政治上失势后远离政治权力中心，从而就此形成了新党、旧党之分。 对北宋政权而言，王安石变法以“猛药去疴”的手法置之死地而后生，力图逆天改命延续北宋重病缠身的国运。可遗憾的是在“疗效”初显的时候宋神宗却英年早逝，而王安石不久之后也病逝于钟山。继任的哲宗年仅10岁，于是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后迅速将新党扫地出门，其间虽然有过几次不成功的短暂调停，但效果甚微，旧党卷土重来之后很快便上演了“元祐更化”的篇章。 应该来说，高氏此举未免带有妇人之见，在一定程度上为今后无序的党争埋下了祸根。旧党在她的全力支持下对新党的清剿越来越严酷，已经渐渐逾越了政见之争的界限，对新法不问青红皂白一概全盘否定。但皇权毕竟是最后的决定力量，而目睹这一乱象的哲宗在高氏去世后，压力之下的反弹使他迅速作出了启用新党的决定，于是章惇高举王安石的旗帜而出任宰相，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甚至一度想向皇帝提出建议对司马光剖棺鞭尸，但在同僚的劝说下终于作罢，但也由此看出此时的政治斗争的残酷。
哲宗也不长命，元符三年（1100）病死，于是宋徽宗兄终弟及而登基。历史似乎又开了一个玩笑，登基之初扶持其上位的向太后垂帘听政，似乎遗传了内宫不喜欢新法的惯例，作为宋神宗的遗孀的向太后也毫无例外地反对新法，于是旧党人士纷纷官复原职，不过仅仅9个多月向太后就因病而结束垂帘听政。此时老套的情结再次反转，乾纲独断的宋徽宗决定继续将新法进行到底。 插句题外话，两任太后都反对新法而拥护旧制其实源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王安石的新法是建立在全力维护赵宋国家政权利益为出发点的，而太后为代表的的皇亲国戚以及其背后的保守势力的利益在新法施行中其利益大受损失，于是太后一旦垂帘听政之后的势必会为了维护自身家族等利益而弃新迎旧。 言归正传，宋徽宗决定再次启用新法的时候，此时的党政已经到了毫无原则乱相百出的地步了。而这时，作为骑墙派的蔡京摇身一变而以新党唯一代言人的身份走上了北宋末期的政治舞台。崇宁元年（1102），善于投机钻营的蔡京正式粉墨登场并如愿以偿成为宰相。当年七月甫一上台，立马开始了政治清洗，随后在九月就祭出了元祐党人碑这样一个大杀器，一时徽宗朝政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北宋党争史上最奇葩的一幕就此大喇喇地上演，各地纷纷树立起同样内容的党人碑。 直到崇宁五年（1106）正月，汴京的天空出现彗星，不久之后文德殿东墙上的党人碑被雷劈为两截，天怒人怨之下宋徽宗才将党人碑的闹剧划上了一个句号，派人拆除了北宋党争史上这样的一个奇葩的标志物。
宋徽宗党人碑的性质，打击政治对手的一种非常规“武器” 党人碑设立之初，一批元祐籍大佬纷纷名列碑上，不过随后碑上人员名单无序扩大化，甚至到最后不分元祐党元丰党，最终名列其上的达309人。《宋史•蔡京传》记载：时元祐群臣贬窜死徙略尽，京犹未惬意，命等其罪状，首以司马光，目曰奸党，刻石文德殿门，又自书为大碑，遍班郡国。初，元符末以日食求言，言者多及熙宁、绍圣之政，则又籍范柔中以下为邪等，凡名在两籍者三百九人，皆锢其子孙，不得官京师及近甸。 此时的党人碑，已经彻底蜕变为政治上党同伐异的一种非常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株连打击一片，而“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的宋徽宗在这场闹剧中，被蔡京等人连蒙带骗之下走上了追求“丰亨豫大”奢靡享乐的歧途，对这种扩大化的党政异向充耳不闻，沉湎于诗文书画所虚构的盛世景象之中，完全放弃了作为皇帝在调停争端中的平衡作用，尽管在后期曾一度有所更改和松动，但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姿态而已。 清代王夫之在《宋论》中由此发出这样的感慨：其（蔡京）以绍述为名，奉王安石为宗主，绘形馆阁、配食孔庙者，皆假之以弹压众正，售其佞幸之私而已矣。夫安石之修申、商之术，以渔猎天下者，固期以利国而居功，非怀私而陷主于淫惑，此其不可诬者也。安石之志，岂京之志，京之政，抑岂安石之政哉? 假新法之名而行谋个人私利之实。而党人碑彻底沦为打击异己攻击政敌的“法宝”，一旦名字列入其中，子孙永不得为官，其沾亲带故的亲属等在科举考试中也受到限制，皇室子女也不得与碑上的人的后代通婚，已经订婚尚未成礼的也必须奉旨取消婚约，一系列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严苛的毁灭性的惩罚措施，全面切断了碑上人以及其后代在政治上重振的一切通道，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赶尽杀绝的手段，使党争彻底变味，从而演绎成一场声势浩大的人身迫害的政治追杀连续剧。 而这些党人碑上的人士，许多都是当时著作等身名满天下的文化界精英。于是蔡京拾起了焚书的那一套做法，比如对党人碑上苏轼、苏洵、苏辙、黄庭坚、晁补之、秦观、范祖禹、范镇等人的诗文集的印版全部焚毁，可谓是斩草除根、辣手摧花，甚至一度意欲毁掉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印版，这样的丧心病狂的举措确实让人感到匪夷所思不寒而栗。要不是宋朝开国之君赵匡胤的“宋太祖誓碑”的余训犹在，恐怕这样的政治迫害更是有恃无恐。 终徽宗一朝，这样的一场历时数年的党人碑事件，在蔡京及其党徒一浪接一浪的变本加厉的推波助澜之下，到最后已经毫无政治理性和政治伦理而言，如日中天的当权派，将那些政见不同的人士一概纳入党人之列，并进而在政治上、文化上实行全面的围剿，彻底堕落成一种非理性的以个人恩怨为主的争权夺利的举措，而标注党人之名的党人碑更是成为一种令人闻之色变的仕途死刑判决书。
蔡京党人碑的影响，开启了北宋政权灭亡的“死亡通道” 令蔡京始料未及的是，党人碑最后却反转成为一种光荣榜。 在这样啼笑皆非的反转中，党人碑却最终却以反噬的姿态耗尽了北宋王朝体内那气若游丝最后一丝复兴的希望。万马齐喑的局面中群魔乱舞，蔡京、童贯之流一位投徽宗之所好，派人到处搜罗奇花异石，名曰“花石纲”。而美其名曰所推行的王安石新法，已经完全变样走形成为与民争利的工具，比如本来是为了减轻百姓劳役负担的免疫法至此已经完全成了敲诈民脂民膏的手段。 在蔡京掌权的这段时间，面对不少正直大成的进言弹劾，往往到最后弹劾者被流放便贬职而告终，甚至名字被镌刻在党人碑上。正是因为蔡京的专权祸国，此时北宋已经千孔百疮行将就木，内外交困，内有宋江方腊起义，外有金军的步步紧迫，而面对这样的现实，作为权倾一时的蔡京对此在蔡京最终下台之后不到三年，北宋也随之灭亡。 就北宋的灭亡而言，固然有着多方面的综合因素而造成了，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政治腐败政局黑暗。蔡京为首的奸党打着恢复神宗变法的幌子, 通过党人碑等非常规性的极端手段打击异己、盘剥百姓，从而使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失去了纠错的可能，终于使北宋一步步走入万劫不复的绝境。君臣上下奢靡腐化，朝廷内外纷争不断，尽管继任者宋钦宗一度启用主战派的李纲为相，但骨子里还是心存这求和的侥幸心理，内耗由此进一步加剧，最终回天乏力，酿成了靖康亡国之祸。 北宋虽然亡于宋钦宗之手，但宋徽宗更是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在他手上任用蔡京等一批奸臣，并任由其通过党人碑等手段打击报复政治对手，从而使整个国家陷于一种混乱不堪民不聊生的地步，最终在军事上一败涂地，面对强敌毫无还手之力，只得落下了一个靖康耻的凄惨结局。 由此可见，蔡京所独创的党人碑这一方式，使党争趋于白热化和恐怖化，最终开启了北宋政权灭亡的“死亡通道”。
始以党败人，终以党败国。树立党人碑这一北宋党争史上的“奇葩”之举，使体制机制的弊端走向了登峰造极尾大不掉的地步，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北宋的国运，到最后已经失去了基本的政治理性，彻底破坏了统治阶层的稳定，对政治体制造成了不可逆的深度伤害，最终积重难返加速了北宋的灭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