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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白棕条纹毛布短袖上衣。摄影/新京报记者 浦峰 新京报快讯（记者 倪伟）“锦绣中华——古代丝织品文化展”9月28日在首都博物馆正式开放，汇集全国22家文博机构的175件（组）文物。多件各时代考古发现的重要丝织品原件展出，呈现了中华丝织品的发展脉络。 展览由北京市文物局主办、首都博物馆承办，集合了首都博物馆、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天津博物馆、福建博物院、荆州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等14个省份22家博物馆和文博机构的藏品，并得到了宁夏固原博物馆的支持。 据展览策展人、首都博物馆副研究员张杰介绍，此次展览主要以时间为顺序，但暗含一条线索：丝织品反映的中华民族统一融合进程。 西周毛布短袖上衣来自近3000年前 展览展示了几件“最”有特色的文物，如最早的对襟——䋺（qiū）衣、最早的三版套印——泥金银火焰纹印花纱、最早的加金织物——龟甲纹织金锦带、最后的联珠动物团窼——黄色联珠对龙纹绮、最早的织金罗——湖蓝色云纹织金罗。 现场最远古的一件衣裳，是新疆博物馆藏的白棕条纹毛布短袖上衣，源自西周时期，距今近3000年。除了桑蚕丝外，毛纤维也是人类最早利用的动物纤维。
迄今考古出土最早的对襟——战国䋺衣。摄影/新京报记者 浦峰 湖北荆州马山1号墓出土的战国楚国䋺衣，出土时就附有墨书“䋺衣”标签，衣服的两肩和背后刺绣了凤鸟逐蛇纹样。这件衣服属于陪葬品，没有实际穿着功能，但却成为迄今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对襟服装，有“衣作绣、锦为缘”的基本特征。 此次展览还展出了另外几件从湖北出土的丝织品，反映了区别于中原文化的荆楚文化特色。战国时期，楚人好巫崇鬼神，反映在织锦里，纹样经常脱离写实描绘，呈现出神秘、浪漫的装饰效果。例如同为马山1号墓出土的战国凤龙相蟠纹绣，主纹样是四方连续的一凤二龙相蟠，二龙相对蟠在凤鸟背上，龙身成为鸟身的一部分。这种神秘、浪漫的风格，后来也被汉代继承发展。
新疆出土的麻地伏羲女娲图。摄影/新京报记者 浦峰 从丝织品中看三次民族融合过程 展览分为六个单元，分别为礼仪之备（先秦）、汉韵胡风（汉晋）、大国气象（南北朝至隋唐）、南雅北逸（两宋辽金）、精丽华贵（元）和文章锦绣（明清）。 通过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丝织品及相关文物，展览讲述了中国织绣印染历史及其文化，反映在民族融合、内外交流的背景下，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在织绣工艺审美上的交流、融合、创新，逐渐形成中国织绣特有的民族风格。 展览以首博馆藏的商代玉蚕蛹和天津博物馆藏战国铜鎏金蚕开篇，说明我国早在商代就有了祭蚕的习俗。先秦和汉晋部分，着重展示织绣与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的确立；南北朝至隋唐开始第二次（南北）民族融合，从织绣反映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创造性；两宋辽金至元代，从织绣反映第三次民族融合过程。明清两代市民阶层的形成，文人审美与市井生活的结合，吉祥纹样的定型，成为广为接受的中华民族图案。
观众欣赏展出的丝织品文物。摄影/新京报记者 浦峰 禁动物纹和棉的进入，引发两次丝织品发展转折 中华民族历史上，纺织品工艺审美面貌和种类曾发生过两次转折。一是唐以前以动物装饰为主要题材，唐以后以花卉植物装饰为主要题材。 开元二年（714年），唐玄宗发出“禁锦令”，终止官私织锦，认为“雕纹刻镂，衣纨履丝，习俗相夸，殊途竞爽，致伤风俗”，禁令尤其明确不能织“龙凤、禽兽等异文字”。从此，流传久远的联珠动物纹不再出现在织锦上，取而代之的，是植物纹样的大量出现。 展览展示的一件唐代黄色联珠对龙纹绮，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221号墓出土，是迄今发现的最后一件联珠动物花纹丝织品。 第二次转折发生在宋末元初，棉引入内地，引发纯棉布、苎丝（缎）大量出现。元代以前高档丝织品以丝绸为主要品种，元代以后以缎为主。棉的进入使纺织品格局发生改变，同时对中亚、西亚丝织文化大量吸收，实证了民族融合对工艺美术发展的促进，元代宗教的世俗化则促进了吉祥纹样的产生。
汉代“望四海贵富寿为国庆”锦，上面有“为国庆”字样。摄影/新京报记者 浦峰 临近国庆，展品中也有一件“应景”的织锦：汉代“望四海贵富寿为国庆”锦。此锦右侧边缘已残，根据其他同类纹样织锦判断，完整文字应为“登高明望四海贵富寿为国庆”。锦上绣有禽鸟、飞龙、独角兽、双角兽、翼兽等动物形象。汉代先民把这段文字织在锦上，使我们今天得以看到丝绸之路开通的时代，中国面对世界的博大胸襟。 此次展览持续到11月24日，每周一及10月1日、2日首都博物馆闭馆。 新京报记者 倪伟 摄影记者 浦峰 见习编辑 刘梦婕 校对 李世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