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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亨利八世（Henry Ⅷ）以来，国家的财富和收入持续增加，且在这一进程中，速度不是渐行渐慢，而是越走越快。——亚当·斯密，1776年 金融创新 宗教改革后，由于贸易和海外扩张的快速发展，关于借贷和利息的禁令渐渐崩溃，尽管之后的数个世纪，这些禁令依旧是某些人的情感和道德寄托。可是，现实在借贷之争中胜出，资本主义开始走出教会教义的阴影。 在自由化解读利息和贷款这个问题上，荷兰绝对功不可没。就现实层面而言，斯特芬的利率表让普通民众首次发现了银行家的阴谋；从更高层面而言，格劳秀斯让借贷摆脱了托马斯式的阐释，与此同时，也尽量让其受制于自然法。两人的功劳加在一起，形成一股新动力，为早期资本主义和放贷发展注入了力量。贷方被视为贸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不再是“边缘人”。大家可以名正言顺讨论金钱，犯不着遮遮掩掩的，或者把金钱说成迫不得已的罪恶。就连“资本主义”本身，都是用复利来定义的——钱生钱。 虽然早期的新教改革者对待借贷的态度与16世纪天主教徒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但人口因素开始将“放贷”这个术语中的那枚钉子拔出来。改革者承认了重利和合法利息之间的不同；天主教虽然没有正式宣布，但也默认商业的必要性，但总体而言对借贷仍旧不依不饶。欧洲人口迅速增加，对外扩张需要资金，这显然比对金钱的批判更为重要。只要夺人性命的黑死病退去，社会趋于稳定，对资源和制造的需求就会急剧飙升。1550年，英国的人口恢复到瘟疫爆发之前的水平，几乎在同一时间，人们重新审视了《重利法》。 对人口增加的关注开始影响人们对借贷和利息的争议。扩张压力缓解了对借贷和负债的批评，尤其是考虑到如果发展停滞就会陷入饥荒和资源短缺的困境中。人口是当时的热门话题。苏格兰著名牧师兼学者罗伯特·华莱士（Robert Wallace）是英国人口学家兼政治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的学术引导者。罗伯特在1761年评论说：“如果对比我们最为了解的国家的古代和今天……多数国家的古代人口远超过今天……这或许会给我们一种感觉，即只要照顾周全，就能养活大量人口。但是我说，人口将比所宣传的多十倍，我所说的绝非虚言。” 华莱士的社会论点比起马尔萨斯更加理想化，然而所能期待的结果不言而喻。 社会必须发展，也有足够的空间承载发展，但是，人口成倍增加，最终会导致食品和资源供不应求。发展需要投资、扩张和承担风险，而这些行为空前需要放贷的支持。 其实人们从很早就开始考虑人口问题了。1666年，英国赶走了最后一场瘟疫，政府和企业家都希望未来能够稳定。然而，寿命变长将带来潜在的人口危机，值此背景，爱德蒙·哈雷对死亡率的研究推动了年金市场的发展。年金的卖方依旧需要支付高额利率，不过，这种行为已经普及到国家层面，范围也越来越广，为战事和扩张筹集资金。最后，股票市场也发展起来了。 随着平均寿命的延长，年金逐渐盛行，一些新产品也应运而生。这充分显示金融界已然重拾自信。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乐意接受那些创新，因为那些新产品包含投机成分。 其中，最有名的创新要数以洛伦佐·唐提（Lorenzo Tanti）命名的唐提式养老金，此人是一位颇具开拓性的那不勒斯（Neapolitan）医生兼冒险家，他制定的这一做法旨在帮助支撑法国金融。他向法国首席大臣马扎然红衣主教（Cardinal Mazarin）提出提议：从不同年龄的人那里筹资，根据年龄层分组；国家每年向最年轻的一组支付4%的利息，并根据平均年龄给年纪较长的组支付较多的利息；如果有人去世，同组的存活者将分享回报，因而单个人拿到的钱自然更多；等到一组中最长寿的那个成员也逝世，该组原本应得的资金余额就归国家所有。 马扎然也是意大利人，出了名的好赌。他非常中意这个提议，不过由于财政大臣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的反对，这个提议最终还是遭到了拒绝。唐提还试过其他各类集资方法，例如彩票制度，可惜也未获得官方采纳。1695年，他去世时一贫如洗，而这些提议却存活了下来。法国人不采纳，荷兰人和英国人却欣然接受，经过改良加工，在他有生之年就有好几个养老金项目问世，只不过并未提及他罢了。现在我们只能用这个术语来缅怀他。不过，正如中世纪一样，战争阴影从未消散，绝大多数唐提式养老金项目都旨在为军事行动筹集资金，而不是让受益人领一笔稳定可靠的退休金安享晚年。 充满投机的唐提式养老金 唐提式养老金是一个关于概率问题的金融案例。在17世纪后半叶，概率是一个热门话题，科学界、政治界和宗教界都喜欢谈论概率。瑞士数学家雅各布·伯努利（Jakob Bernoulli）撰文论述概率论，这对推动金融和风险管理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詹姆士·哈林顿（James Harington）和约翰·弥尔顿则著文讨论了“轮值共和”政府的作用，要让能力相当的各个政府定期“轮值”，这有赖于概率。 很多无法预测、难以解释的事件依旧要推给宗教，于是概率事件又和上帝意志扯上了关系。概率的探讨还触发了投机行为，直至概率的科学论述击败传统观念，投机才从高效金融规划中剥离出来。唐提式养老金对那些认为自己会比同组成员更长命的投机分子非常具有吸引力。 荷兰不少城市都采用了唐提式养老金，不少项目还推广到了国外，尤其是英国。一百年间，在这两个国家，这些项目后来被国家资助的年金计划取而代之。不过，“唐提”这个名称还是保留下来了。不同的地方开始推出类似的金融计划，包括独立之前的美国，不过由于含有投机成分，不招官方待见。这个名称还和早期的美国股票市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纽约证券市场开始运行时，贸易商们聚集在纽约市一家名叫唐提咖啡馆（Tontine Coffee House）的地方，之前各项交易都是在华尔街户外展开进行。那家咖啡馆的建设资金是依靠销售养老金得来的，参股者就是那些支付部分订金的贸易商。按照最初的计划，房产将留给最后活下来的七位组员，内战之前财产权到期。阿尔巴尼（Albany）也有一家名称相似的咖啡馆。 唐提式养老金采用了并不科学的人寿表格来说明可能的支付计划，其依据往往是对一小群人的观察，或是从教会获得的有限的出生及死亡记录。这使得其回报充满投机性，不太可靠。而后，国家资助的年金于17世纪问世，需要更为科学而广泛的精算表格，以提高可信度。首个值得表彰的贡献者是爱德蒙·哈雷（Edward Halley），现代人对他的认识更多的是以他名字命名的彗星，即哈雷彗星。当年金表格和科学的人寿表格相呼应，年金的销售较之以前就有了更扎实的基础。 哈雷是天文学家，22岁时就成为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的成员。他的工作是造币厂的副主管和皇家天文学家。1700年，威廉三世命令哈雷指挥一艘舰船前往南大西洋和南极，研究那里的地域情况，并汇报信风走向，这为航海的数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回到英国后，哈雷成了牛津大学的几何学教授，尽管在几年前，他应聘牛津大学的天文学教职时被拒绝了。在年金方面，他在对德国布雷斯劳市（Breslau）的观察研究和档案分析的基础上，对年金计算和具体做法进行了改革。他在自己论述年金的著作中指出：“购买者能活多久，就要为这一时间段支付相应的费用。这一计算必须以年为单位，所有年份缴纳的价值总和将等于此人寿命时长的年金价值。” 即预期寿命较长的年长购买者和年轻购买者必须支付不同的保险费用，这一论述无疑是对唐提式养老金当中的概率概念的反驳——唐提式养老金的支付原则是同组成员比谁活得更久。 不过在当时的英国，不论年龄长幼，政府仍向所有的年金购买者收取相同标准的费用，从购买到支付的时间差也相对较短，大约为十四年，亨利八世执政期间又缩短至七年。哈雷的研究表明，应该在较长时期以后再支付，而且要根据年龄估测来支付。一旦采用新方法，政府将节约一大笔可观的资金。不过在哈雷有生之年，政府我行我素，依旧发行着代价昂贵的年金。 1688年的光荣革命之后，威廉三世登基，给英国财政施加了不小的压力。筹钱之举势在必行，新政府铆足了劲儿思考筹集现金的新渠道。英国利用寿命估测的成果，于1692年向公众销售首支年金，不过这和唐提式养老金如出一辙，换汤不换药。政府的目标是向公众销售100万英镑的年金，承诺回报可观；销售获得的资金主要用于英法战争；利息先由政府掌控，七年后将会支付7万英镑给仍活着的年金购买者；如果年金没有全部销售出去，则购买者每支付100英镑将获得14英镑的回报。这属于人寿年金，由于没有全部售出，一年后政府又开始兜售另一种年金，条件相似。但是，两次都没有划分年龄层，因此年轻的年金购买者自然受益更多。直到下一个一百年，人们才利用寿命表格，并以1万名购买者为基础，估算可能支付的额度。 新的计算方法为利息之争扭转了乾坤，因为很显然这是在替借方省钱。由于从购买到支付的时间间隔延长了，并且购买者支付的保险金也根据个体年龄有所调整，因而从总体上来说，作为回报需要支付的资金减少了，而回报低就意味着利息低。 无法逃脱因果概率的哈雷 哈雷活到了86岁的耄耋之年，令人无奈的是，他原本可以更长寿，偏偏不听医生劝，饮了一杯酒。1742年，哈雷去世。当时食品中毒并不多见，至少对于贵族阶层和高等知识分子来说更是难得一见。在哈雷之前的约翰·葛兰特（John Grant）撰写的《死亡率报表》（Bills of Mortality）成为寿命的标准参照，并列举出各类死亡因素，该《报表》首次出版于1662年，据其计算，22.9万人（他的统计样本人数）中仅有14人会因中毒致死（不论何种中毒）。哈雷一直热衷并付出如此之多心血的百分比，最终还是没有放过他。 尽管都铎王朝设立了利率上限，但利率最终还是下调了。詹姆斯一世执政期间，1624年，利率从10%降为8%；查理二世复辟后的1660年又降至6%；安妮女王（Queen Anne）在位时期的1713年甚至降至5%。不过，法学家和国会议员仍旧坚称，尽管上限下调，但重利依旧有待商榷，例如英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援引罗杰·范顿提出：所谓非法不是指那些“不咬人”的放贷，而是那些“吃人”的放贷（特指犹太人）；如果有人选择“践踏自己的良心”，那么10%的利率就会被接受，而不是遭受谴责。 总体说来，果真如此，教会将是最大受益者。查理二世复辟时期，英国政府出台法律将官方利率降至6%，其中提到，“调低原来一百收十的利率是英明之举，能促进贸易，通过改善畜牧业提高土地使用，于国于家将大有裨益”。重商主义者已经意识到低利率的好处，大门如今敞开，迎接更视野开阔的高利贷观点。不过这一进程实在缓慢。 查理二世复辟之后，英国的金融开始初具规模。政府销售长期汇票，并承诺将在约定年限内完成支付。这些东西成了金边证券的前身（英国财政部证券）。当时，英国财政部由乔治·唐宁（George Downing）领导的一个委员会管理。在唐宁的管理下，英国财政部脱离了国库。因此，英国国家债务越来越重，对资金的需求每年都在剧增。 唐宁曾在克伦威尔（Cromwell）麾下的军队和国会任职，还曾作为英国外交官前往法国和荷兰。他的功绩包括在荷兰人的启发下重组了英国财务部、在伦敦建造唐宁街（紧挨其在伦敦市的某处房产）。他还协助撰写《航海法》（Navigation Act）。 他的孙子出资建设了剑桥大学唐宁学院（Downing College）。这位外交官为捍卫英国重商主义政策立下汗马功劳，被查理二世封为从男爵。唐宁于1684年去世，不久，世界上第一家国家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登上了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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